郑州配资网站要求张学良专心"剿共"
参考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西安事变史料》《蒋介石日记》《张学良口述历史》等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1935年10月19日，经过368天战略转移的中央红军终于到达陕北吴起镇。
伟人率领的陕甘支队从江西瑞金出发时的近十万人，此时只剩下7000多人。
这支疲惫的队伍在黄土高原站稳脚跟后，面对的是蒋介石在西北地区部署的几十万大军。
按照军事常识分析，此时正是彻底消灭这支红军残部的最佳时机。
国民党军队在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红军刚刚经历长途跋涉，兵力损失惨重，装备简陋，补给困难。
1935年7月，蒋介石已经调集东北军和陕西、甘肃、宁夏、山西、绥远等地国民党军共13个师又5个旅近10万人，对陕甘苏区实施第三次"围剿"。
然而，历史的发展却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
从1935年底开始，蒋介石部署在西北地区的几十万部队，逐渐停止了大规模的军事追剿行动。
1935年10月2日，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总部设在西安，蒋介石兼总司令，张学良任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
张学良会同杨虎城率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共30余万人进攻西北红军。
但在接下来的一年中，这支庞大的军事力量却逐步放缓了对红军的军事压力。
这一历史现象的背后，涉及复杂的政治、军事和国际因素的相互作用，最终以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的爆发为标志，彻底改变了国共两党的对抗态势。
【一】军事力量对比的巨大悬殊与初期挫折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时，面临的军事态势极为严峻。
当时负责西北地区军事行动的主要有两支部队：张学良统率的东北军和杨虎城指挥的十七路军。
东北军是当时中国各地方派系中装备最为精良的部队之一。
张学良的东北军总兵力约25万人，下辖5个军22个师，分别为第51军、第53军、第57军、第67军和一个骑兵军。
其中还有一个105师，这个师的力量相当强大，多达3个旅13个团，实力相当于一个军。
东北军原本兵力更多，九一八事变前拥兵约30万，入关后在历次作战中有所损失，但仍保持了相当规模。
杨虎城的十七路军总兵力约6万人，下辖冯钦哉第7军（第42师）、孙蔚如第38军（第17师）、三个警备旅、三个特务团、一个骑兵团和若干直属队。
第7军第42师辖两个旅又一个补充团和一个直属团，每个旅辖三个团，全师共8个团。第38军第17师辖三个旅，每个旅辖三个团，全师共9个团。
十七路军大概有30个团，平均每个团有两千人左右。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与刘志丹、习仲勋等人领导的陕北红军会合。
陕甘苏区原有红26军、红27军等地方红军力量，加上刚到达的中央红军，总兵力也不超过1.5万人。双方兵力对比达到20:1以上，装备差距更加悬殊。
蒋介石对消灭陕北红军充满信心。
他在1935年底的军事部署中，专门制定了详细的"围剿"计划，采取南进北堵、东西夹击的战法，企图一举解决陕北红军问题。
按照这个计划，东北军主要负责正面进攻，十七路军负责侧翼包抄，其他各省部队协同配合。
然而，红军在陕北的表现出乎所有人意料。
1935年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红军利用熟悉地形的优势，在劳山、榆林桥等地连续作战，给东北军造成了不小的损失。
特别是11月21日开始的直罗镇战役，成为改变西北战局的关键一战。
直罗镇战役中，国民党东北军第57军、第67军共5个师3万余人从东西两侧企图合围红军。
红军在伟人、周恩来和彭德怀指挥下，在直罗镇设伏。
这场战役历时4天，红军歼灭东北军第57军109师又106师617团，击毙师长牛元峰以下1000余人，俘虏5300余人，缴获各类枪械3500余支、战马300匹以及其他军用物资。
整个战役，红一方面军伤亡800余人。
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对东北军震动极大。109师师长牛元峰的阵亡，让张学良和东北军高级将领深感意外。
这支刚刚经过长征、疲惫不堪的红军，竟然还有如此强的战斗力，这让他们开始重新审视这个对手。
除了直罗镇战役外，东北军在西北战场还在黑水寺等地遭受损失。
据统计，从1935年10月到1936年初，东北军在与红军的交战中损失近3个师的兵力。
这些损失对总兵力25万的东北军来说虽然不算致命，但考虑到对手仅有万余人，这样的战损比让东北军内部开始出现疑虑。
【二】东北军的特殊处境与心理变化
张学良及其东北军在1935年面临的处境具有特殊性，这种特殊性直接影响了他们对"剿共"任务的态度。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在短短四个多月内全部沦陷。
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率领东北军撤入山海关内。这一决定使张学良承受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和心理负担。
从1931年到1935年，整整四年时间里，3000万东北同胞沦为日本殖民统治下的亡国奴，而张学良却在关内协助蒋介石进行"剿共"作战。
东北军官兵的心理状态普遍复杂。
这支军队的官兵大多来自东北，他们有父母妻儿在沦陷区，有祖坟田产被日军占领。
让他们与中国人自己的军队作战，而不是与侵略者日军作战，从情理上难以说通。
军中开始流传这样的话："咱们东北军为什么不打日本人，却要打自己的同胞？"
东北军内部的厌战情绪日益明显。
1935年，东北军一二九师六八三团在山东济宁县招兵时，一些入伍的士兵就是因为生活困顿才参军的。
这些士兵到陕北后发现，他们要面对的敌人不是侵占家乡的日军，而是同样抗日的中国工农红军，心理落差很大。
1935年约10月，张学良曾向东北军警卫团战士介绍过一位"客人"，这个细节后来被当事人回忆录记载。
这表明张学良在那个时期已经开始与一些人士进行接触，虽然具体身份不明，但反映了他思想的变化过程。
东北军的战斗意志受到多重因素影响。
一方面，直罗镇战役等失利让他们对红军的战斗力有了新的认识；另一方面，远离家乡作战、为别人卖命的心理负担让许多官兵产生了消极情绪。
东北军从入关时的约30万人，到1935年已减少至25万人左右，这些损失大部分是在与红军作战中造成的，但并未取得预期的战果。
张学良本人的思想变化更加复杂。作为东北的实际统治者，他对日本在东北的暴行有着切身感受。
九一八事变后，他多次请求蒋介石同意东北军回师抗日，但都被拒绝。
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要求张学良专心"剿共"。
1936年初，张学良开始接触一些关于抗日救亡的思想。
全国范围内的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特别是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举行的抗日示威游行，在全国产生了广泛影响。
这些事件让张学良意识到，民心所向是抗日而不是内战。
东北军内部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
一些中下级军官开始质疑继续"剿共"的意义，他们私下讨论："日本人占了我们的家乡，我们不去打日本人，却在这里和红军死磕，这算什么道理？"这种议论虽然没有公开化，但反映了军心的变化。
【三】十七路军的地方立场与现实考量
杨虎城统率的十七路军情况与东北军有所不同，但同样面临复杂的现实问题。
杨虎城是陕西蒲城人，对陕西的情况有着深入了解。
十七路军作为地方军事力量，与当地民众有着天然的联系。自1935年开始大规模"剿共"以来，杨虎城发现这一政策给陕西地方造成了沉重负担。
军队的给养、装备、薪饷等开支，最终都要由地方承担。
十七路军虽然名义上属于国民政府序列，但实际上很大程度要靠自筹军费。
陕西本来经济基础就薄弱，再加上军事行动的消耗，地方财政更加困难。这种情况不仅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也加剧了民众的不满情绪。
在军事行动过程中，难免会对平民造成误伤，这进一步恶化了军民关系。
杨虎城作为地方军政长官，对这种情况有着切身感受。他发现，大规模军事行动不仅没有根本解决"红军问题"，反而可能激化社会矛盾。
更让杨虎城深思的是一个现象：红军虽然被官方称为"匪"，但他们所到之处，往往能够得到当地民众的同情甚至支持。
这说明问题并不完全在红军一方，而是有更深层次的社会原因。作为在陕西土生土长的军人，杨虎城对此有着敏锐的察觉。
杨虎城还注意到国际形势的变化。
日本在华北地区的活动日益猖獗，1935年华北事变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何梅协定》等一系列协定的签署，实际上将华北的大部分主权让渡给日本。
在这种情况下，继续进行大规模内战，不仅消耗国力，也给外敌提供了可乘之机。
十七路军内部的情况也比较复杂。
这支部队的前身是杨虎城早年组织的农民抗暴武装，经过多年发展，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军事集团。
部队中许多官兵都是陕西本地人，对家乡有着深厚感情。让他们在家乡土地上与同胞作战，从情感上就存在障碍。
杨虎城本人的政治立场也在发生变化。作为从底层起家的军人，他对民众疾苦有着直观感受。
随着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他开始思考什么才是对国家和民族真正有利的选择。
1936年绥远抗战爆发后，全国抗日情绪进一步高涨。
杨虎城作为有民族觉悟的军人，对此深感振奋。
相比之下，继续进行内战就显得不合时宜了。这种政治环境的变化，对杨虎城的思想转变起到了推动作用。
【四】中国共产党政策调整的重大影响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出席和列席会议的有伟人、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李维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张浩、邓颖超、吴亮平、郭洪涛等。会议由张闻天主持。
瓦窑堡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和《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正式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
这次会议分析了华北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讨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等问题，批判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会议决议表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发生了重大调整。
过去以反对国民党政府为主要目标的政策，现在转变为以抗日救国为首要任务，愿意与包括国民党在内的一切爱国力量合作。
会议提出将"工农共和国"的口号改为"人民共和国"，并相应地改变了党的若干政策。
这一政策转变的背景是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的《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
这个宣言呼吁各党派、各军队和全国同胞停止内战，团结起来抗日救国。
瓦窑堡会议的决议很快转化为具体行动。
1936年1月开始，红军主动向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示好。他们不仅停止了对这两支部队的主动攻击，还采取了一系列统战措施。
红军开始主动释放俘虏，这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做法。
按照以往的军事惯例，俘虏通常面临被处决或长期关押的命运。
但红军不仅释放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俘虏，还给他们提供路费，并要求他们向各自的长官转达停战合作的意愿。
这种做法在当时产生了巨大震动。
被释放的俘虏回到部队后，向同袍讲述了他们在红军中的经历。
他们说红军不仅没有虐待他们，反而进行了抗日救国的宣传教育，还给他们发了路费。这些亲身经历的讲述，比任何宣传都更有说服力。
红军还派人与张学良、杨虎城进行秘密接触。
1936年1月，周恩来给张学良写了一封信，信中详细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强调中日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呼吁停止内战，团结抗日。
这封信通过秘密渠道送达张学良，引起了他的深思。
红军的统战工作针对不同对象采取了不同策略。
对张学良，强调收复东北的民族大义，指出只有全民族团结抗战，才能最终赶走日寇，光复东北；对杨虎城，强调保卫家乡的爱国情怀，指出陕西是抗日的前沿阵地，需要团结一切力量共御外侮；对普通官兵，强调抗日救国的紧迫性，指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道理。
这种差异化的统战策略取得了显著效果。
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内部开始出现有利于合作的舆论环境。一些军官私下表示，红军的主张有道理，内战确实应该停止。
【五】红军东征的政治与军事影响
1936年2月至5月，红军发动了著名的东征战役。
1936年2月17日，中共中央发布《东征宣言》，宣布红军东征的目的是"为了奔赴抗日前线抗敌御侮"。
红军东征的军事目标是渡过黄河进入山西，扩大根据地，增强实力。
从2月20日至5月5日，红军突破黄河天险，在晋西北和晋南地区兵分数路，长驱直入，转战山西50余县。
在阎锡山修筑的近千里黄河沿线防务中，红军找到突破口，击溃晋军30多个团，歼敌13000余人，俘敌40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4000多支、火炮20余门，扩大红军8000余名，筹款50万元。
红军东征期间，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的态度。
虽然这两支部队在名义上负有"剿共"责任，但实际上并没有对红军进行有效的军事阻拦。
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虽然也有部队在相关地区，但很少与红军发生直接冲突。
这种现象表明，张学良和杨虎城对"剿共"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他们开始采取消极执行的方针，有时甚至对红军的行动持默许态度。这种微妙的变化，为后来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红军东征还产生了重要的政治影响。
这次行动迫使原来"进剿"陕北的晋绥军撤回山西，客观上减轻了陕北根据地的军事压力。
更重要的是，红军在东征过程中大力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广泛影响。
5月5日，伟人和朱德联名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正式向全国表达了中国共产党愿意与一切抗日力量合作的态度。
这个通电的发表，标志着红军从军事对抗向政治争取的策略转变进入了新阶段。
【六】红军西征与统一战线的进一步发展
1936年5月19日至7月底，红军又发动了西征战役。
这是红一方面军针对国民革命军宁夏地方军阀马鸿宾、马鸿逵部，在陕甘宁三省交界地区的战略进攻战役。
红军西征的目标是造成广大的陕甘宁抗日根据地，进而向北打通与苏联、外蒙古的联系，向南策应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北上。
通过西征，红军成功扩大了根据地范围，为建立更大规模的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在红军东征和西征期间，张学良和杨虎城与中国共产党的秘密接触进一步加深。
1936年6月，张学良派代表刘鼎与周恩来在肤施（今延安）会面。
这次会面确定了东北军与红军停战的基本原则：在不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前提下，保持现有的军事态势；在抗日问题上寻求合作的可能。
8月，杨虎城也派代表与共产党进行了接触。
杨虎城的态度比张学良更加积极，他明确表示，如果能够团结一致抗日，十七路军愿意与红军合作。
这些秘密接触为后来的全面合作奠定了基础。
到1936年上半年，红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之间实际上已停止敌对行动。
虽然在表面上，蒋介石的"剿共"政策并没有改变，但执行这一政策的主要军事力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态度转变......
蒋介石对这种变化有所察觉。他开始怀疑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忠诚，考虑调换他们的职务。
但是，蒋介石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这种怀疑和威胁反而加速了事态的发展，最终导致了西安事变的爆发。
1936年下半年，中国的政治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日本在华北的侵略活动日益加剧，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持续高涨。在这种背景下，蒋介石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政治压力。
10月，蒋介石亲自来到西安，督促张学良和杨虎城加紧对陕北红军的军事行动。
他在与两人的多次会谈中，明确要求必须在短期内彻底解决"共匪"问题，不得再有拖延。
蒋介石甚至威胁要调离东北军，让张学良彻底失去军事实力。
然而，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
他们不再愿意执行蒋介石的"剿共"命令，反而多次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种分歧让双方的关系日趋紧张。
12月4日，蒋介石再次飞抵西安，准备对张学良和杨虎城进行最后通牒。
7日，张学良飞到临潼华清池拜见蒋介石，再次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蒋介石断然拒绝，并威胁要立即调走东北军。这次谈话彻底决裂后，张学良和杨虎城开始策划更加激烈的行动。
12月9日，西安各界在北平"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纪念日举行抗日救国大会，数万人参加。
会后，学生游行队伍冲到临潼，要求蒋介石出面接见，停止内战，抗日救国。
蒋介石不仅拒绝接见学生代表，还命令警卫开枪，打伤学生多人。这一事件成为引发西安事变的导火索。
12月11日深夜，张学良和杨虎城作出了最后决定。
他们决定采取"兵谏"的方式，扣留蒋介石，逼迫其改变政策。
【七】西安事变与追剿的彻底终结
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押了蒋介石及陈诚、卫立煌、蒋鼎文等一批国民党军政要员。
凌晨3时左右，东北军外线部队分别在灞桥以东和骊山附近进入阵地，包围了华清池。
4时许，内线部队迅速解除了驻在华清池外院禹王庙的宪兵武装，与蒋介石的卫队展开枪战。
蒋介石听到枪声后仓皇出逃，在卫士帮助下越墙逃上骊山，躲进一个山洞。
东北军展开搜山，于9时左右在骊山后的一个石缝中发现了蒋介石，随即将其送到西安城内新城大楼。
同时，杨虎城的十七路军控制西安全城，特务营营长宋文梅率部队包围了西京招待所，拘捕了陈诚、蒋鼎文、朱绍良、卫立煌、陈调元、万耀煌等国民党军政要员。
孔从周指挥的警备第二旅和李振西指挥的教导营迅速解除了中央宪兵一团、省保安处、警察大队的武装，占领了机场，扣留所有作战飞机和飞行人员。
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和杨虎城立即向全国发出通电，提出了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立即召开救国会议、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切实保证人民集会结社的自由、迅速召开全国救国代表大会等八项主张。
西安事变的爆发标志着国民党对红军大规模军事围剿的彻底结束。
从军事部署上看，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不仅停止了对陕北红军的军事行动，反而开始与红军进行实质性合作。
这种转变使得蒋介石完全失去了在西北地区继续进行大规模"剿共"作战的军事基础。
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迅速做出反应。
12月1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经过激烈讨论，最终确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
这个决定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的政治立场，也为事变的和平解决创造了关键条件。
如果中国共产党选择武力解决，很可能导致蒋介石被杀，中国陷入更大的混乱；选择和平解决，就有可能实现国共合作，建立统一战线。
中共中央的这个决定，对整个事变的走向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12月17日，周恩来飞抵西安，代表中共中央参与解决西安事变的谈判工作。
周恩来首先与张学良、杨虎城进行了长时间会谈，统一了对事变性质和解决方向的认识。然后，他开始与蒋介石进行艰难的谈判。
这个谈判过程异常复杂。蒋介石一开始拒绝与共产党代表谈话，态度极其强硬。
他宁死不屈，拒绝接受任何政治条件。
在周恩来的坚持下，蒋介石最终同意了面谈。
在谈判中，周恩来展现出了高超的外交才能，既坚持了原则立场，又保持了必要的灵活性，既照顾了蒋介石的政治面子，又达到了预期的政治目标。
与此同时，南京方面的军事威胁也在加剧。
12月16日，中央军已经越过陇海线开进潼关，在华县附近与东北军发生冲突。
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刘峙、顾祝同为东西两路集团军总指挥，分别由潼关、天水等地向西安进逼。
空军部队也开始轮番轰炸陇海铁路沿线的渭南、华县等地，毁房千余间，死伤居民数以百计。
内战危机的加剧使张学良和杨虎城深感事态的严重性。
他们发动事变的初衷是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但现在却可能引发更大规模的内战。这种始料未及的发展，客观上促进了各方对和平解决的期待。
经过复杂而艰难的谈判，各方最终在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大方向上达成了基本共识。
12月25日，蒋介石被释放，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虽然具体的协议内容没有公开，但实际结果表明，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基本要求。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它不仅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国共武装对抗，而且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政治基础。
从此以后，国民党再也没有对红军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双方的关系从军事对抗转向政治合作。
事变解决后，国共双方开始就合作抗日问题进行正式谈判。
1937年2月，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国共合作抗日的具体条件和实施方案。
同年8月，红军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纳入国民政府的军事序列，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
从军事史的角度看，西安事变标志着国民党对共产党军队围剿政策的彻底结束。
从1927年"四一二"政变到1936年西安事变，国民党对共产党进行了长达九年的军事围剿，先后发动了五次大规模的"围剿"战役，投入兵力数百万。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这种大规模军事对抗关系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分析蒋介石停止对红军追剿的根本原因，需要从多个层面来理解：
国际环境的变化是首要因素。
九一八事变、华北事变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使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日本侵华威胁的加剧，使得继续进行大规模内战失去了政治合理性，不仅国内民众强烈反对，国际社会也不支持。
执行"剿共"任务的主要军事力量发生政治转向是关键因素。
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构成了蒋介石在西北地区军事力量的绝大部分，总计超过30万人。
这两支部队态度的根本转变，使蒋介石失去了继续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基本条件。
中国共产党政治策略的成功调整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瓦窑堡会议确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到对张、杨两部的统战工作，再到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国共产党在政治斗争中展现了高度的策略水平和政治智慧。
民心向背的变化构成了深层动力。
长征的胜利完成，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威望；抗日救国的主张，得到了包括东北军、十七路军在内的广大民众和军队的支持。
人心所向成为推动政治变革的根本力量。
国际环境对国内政治格局的影响不可忽视。
苏联政策的调整、国际社会对中国内战态度的变化，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内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
共产国际七大确定的建立反法西斯人民统一战线的方针，也为中国的政治变化提供了国际背景。
蒋介石本人的政治考量也是重要因素。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特别是西安事变后的被动局面，蒋介石不得不重新评估自己的政治立场。
继续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可能面临更大的政治风险；接受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现实，虽然在短期内会削弱其政治权威，但从长远看可能更符合其政治利益。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红军进入陕北后蒋介石几十万部队停止追剿，并非偶然现象，而是多种历史因素综合作用的必然结果。
这一转变不仅改变了国共两党的政治关系，也为中华民族团结抗战奠定了基础。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国开始了全面抗战。
此时的中国，已经不再是四分五裂的政治局面，而是在抗日救国旗帜下基本团结起来的民族。
这种团结局面的形成，与1935年至1936年间政治格局的重大调整密切相关，而蒋介石停止对红军大规模军事追剿，正是这一历史转折的重要标志。
从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到瓦窑堡会议确立统一战线政策，再到东征西征的军事行动和政治宣传，最后到西安事变的爆发和和平解决，这一系列历史事件构成了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转折点。
这个转折点的核心，就是从国共军事对抗向民族团结抗战的历史性转变。
历史表明，当民族生存面临严重威胁时，国内各政治力量最终会选择团结合作而非分裂对抗。
虽然这种团结往往是有限的、脆弱的，但它确实为民族抗战提供了基本的政治基础。
从这个意义上说，蒋介石停止追剿的决定，虽然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被动选择，但客观上符合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和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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